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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为什么是西周王朝,让孔子惊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2019/9/11 3:17:48

文史|为什么是西周王朝,让孔子惊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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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其源者流清  浑其本者末浊/《后汉书》


黄爱梅,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吴越地区早期政治形态演进研究”、浙江省重点社科项目“先秦秦汉江南城市研究”,出版《西周史》(“细讲中国史”丛书系列)、《器之藏——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上古文明》(合著)等论著,发表《西周金文诸侯称王现象辨析》、《西周中晚期君臣体系的变化及其对王权的影响》、《先秦秦汉时期“江南”概念的考察》、《西周分封制度概说》等论文多篇。

西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周人在吸收和继承夏商两代政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分封制为框架、以宗法-礼乐制度为纽带、以天命—德政为核心政治理念的政治治理模式,创造性地解决了早期国家的跨区域治理难题。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在古代国家治理方面的制度、文化及思想安排,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石。

 

西周是如何“封建”的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周人联合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等方国部落组成的诸侯联军,渡过孟津,直奔商的王都。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周武王姬发对众人做了激动人心的战前动员(《尚书·牧誓》),周人的虎贲和战车向着商人军队直驰而去,商人大败,商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历时近五百年的商朝,自此灭亡。

 

武王克商,开启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但在克商之初,周人的胜势并不稳定,根据《逸周书•世俘》等篇的记载,当时周人所直接控制的地域,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山西的一带。周人以“蕞尔小邦”的身份,打败了“大邦殷”,一跃而成为“天下共主”,如何恢复和重建战后秩序,成为周人面临的第一个考验。

 

刚刚取得克商胜利的周人,还没有办法对原来殷商统治下的诸多诸侯或族群,实施有效的直接统治。周武王为稳定局势,周武王将商都一带的殷遗民封给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同时,又把殷商王畿之地一分为三,分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在周边监视和控制,史称“三监”。此外,周人还“褒封”封神农之后于焦地、黄帝之后于祝地、帝尧之后于蓟地、帝舜之后于陈地,大禹之后于杞地,以强调其对天下的怀柔之意。

 

克商不久,新政权尚未稳固,周武王就去世了。刚即位的成王姬诵,年纪很小,尚在“襁褓之中”(《史记·周本纪》,由其叔父周公姬旦摄政当国、代行权力。管叔和蔡叔不服,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继而联合武庚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原先归属商人的东方诸侯,如徐、奄、薄姑、熊盈等,也乘机作乱。甚至在周人的根据地西土之上,也有暗中响应的。一时间,周王朝遭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

 

紧要关头,周公采取果断行动,“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尚书大传》),通过“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的办法,杀管叔,囚蔡叔,追击武庚禄父,又进行了大规模东征。三年之后,征服了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其统治范围东至山东半岛,西到六盘山,南抵淮河和长江中游,北达燕山一线。面对更加广大的服属地域,周人在承认原有旧邦国或地方人群的自治管理之外,更主动地在东方殷人势力旧地,大规模分封王室宗亲和重要功臣。

 

周人这次的分封,就是古代文献中常说的“西周封建”。

 

“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意谓周公看到管、蔡二叔不德,采取了分封亲戚的方式来保卫周王室。由此可见,西周的封建,就是天子将王室亲戚或功臣派往外地建立邦国,通过建立起王室与地方诸侯的统属关系,来达到藩屏王室,帮助王室统治天下的目的。这一形式,在有周一代一直实行,但规模最大的诸侯,则是在成王和康王时期分封的。有学者认为,早在商代已出现分封制的雏形,比如,甲骨文中显示,商王的儿子们“子某”,常常分布在今天河南西北的商王田猎区之内;而非子某的诸侯,则主要分布在商王朝疆域的西北。尽管如此,周人的分封,比起商代,要显得更为主动和积极。

 

这一批新封的诸侯,主体是周王室的后裔、近亲或姻亲,是与周王室关系最为密切的“自己人”。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代分封的对象中,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鄷、郇等,是文王的儿子;邘、晋、应、韩,是武王的儿子;凡、蒋、邢、茅、胙、祭,是周公的儿子,等等。据说周人分封了七十一个新国,其中姬姓之国有五十三个,“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篇》)此外,齐国,分封的是跟随武王伐商的姜尚父(姜太公),燕国受封者是为平叛管蔡之乱立下汗马功劳的召公,这些都是功臣之国。

 

分封之后建立新国,这些新诸侯遂以其国名作为氏名,周人的分封实际又有分氏的意味。他们与周王之间、彼此之间,存在真实的血缘关系,联系也就更加紧密。这些新分封的诸侯,来到新领地进行开拓和发展,能够打破原来旧有的地域格局,有效分割原先殷人与地方的联系;同时,这些新诸侯要在新环境中生存下去,也必须依靠周王室这个坚强有力的后盾。借助彼此间的血缘联系及现实利益的需求,周天子与受封的诸侯们得以有效联接并相互策应,如同撒下自己的种子,周王朝依靠新诸侯在各地扩大自己征服的力度,建立起“天下国家”的统治秩序。

为更好地控制东方地区,周人又在伊洛地区营建新都,史称“营雒”。新都的选址颇费心思。伊洛地区,正是古人所认为的“天下之中”。周人在此建都,并将军队驻扎于此(成周八师),更加有利于王室对四方诸侯的有效控制。1963年,陕西宝鸡市贾村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成王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诰命。其中既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意思是我要营建天下的中心(“中国”),以此统治百姓。《尚书•召诰》的表述是:“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周公的解释,是此地距四方诸侯道路远近相同,方便各地诸侯贡赋,当然也方便王朝对四方诸侯的控制。由此,西周“封建”,成为周人实施“大地域”王朝统治的有效手段,这种地域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行,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域)”为核心的传统天下差序格局的重要制度渊源。

 

“封建”的根基是“宗法”+“礼乐”

 

分封制度的推行,初步解决了周人的大地域控制难题;但分封制度有效推行,尚需要借助并改造传统的血缘关系,并赋予其新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周人的宗法制度。周代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亲亲”)为纽带、以政治关系(“尊尊”)为核心,再配上与之相应的差序分布的礼乐等级制度,以区分社会群体的不同政治身份与等级秩序,此即古人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从诸侯、卿、大夫,延伸到贵族的最末一等士阶层,形成了层级分布的政治组织关系和身份秩序,成为周代政治秩序维持的基本纽带。

 

宗法关系,首先是宗族内部的等级原则。拥有共同祖先的后世子孙宗亲内部,依据与共同祖先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化为“大宗”和“小宗”,大宗是先祖血统及政治地位的直接继承者,地位要高于小宗,大宗的继承者叫宗子(宗族长),其地位要高于其他宗族成员。这种划分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

 

据《仪礼•丧服》,只有诸侯的嫡长子能够继承诸侯君位,其他儿子由于不是君位继承人,无法直接承继诸侯身份,需要自行另立新宗,以示与尊者的区别,此即“别子为祖”。立为新宗的别子,作为新系统的开创者,其神主会在宗庙中永久供奉成为新宗之祖,而为其嫡长子所会继承,这就是“继别为宗”。大宗为尊,“百世不迁”,小宗为卑,“五世则迁”,由此区分出社会统治阶层的各个成员与天子、诸侯的嫡庶、长幼、亲疏、尊卑关系。

 

照此原则,天子予诸侯封国,周王和诸侯封给卿大夫采邑,卿大夫在采邑安置自己的同族……宗法制度不仅是一种血亲关系,更是一种政治关系和管理秩序,与尊卑位分相应,伴随着大宗与小宗、宗子与宗族成员之间的权力和义务关系。每个贵族家族都有共同的姓氏,共同祖先和共同的宗庙、墓地、甚至田土和居邑,客观上有利于贵族间化解矛盾和加强团结,进而达到全面巩固和维护周王室统治的目的。各宗族内部成员对宗族、对宗子,负有服从的义务;大宗和宗子,也要相应地维护本宗族成员的利益,负起组织、管理、团结、照顾甚至支配族人的责任。为了宗族利益,宗子甚至可以决定宗族成员的生死存亡。

 

由此可知,周代宗法制的实质,是一种血缘集团内部管理和支配的制度;而周代宗法制的推行,则体现了周人改造传统血缘关系并用以维护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再分配的创造性转化的努力方向。

 

西周王朝充分利用血缘亲族关系进行统治,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宗族和氏族集团,而且还以此作为统治的基础。在西周宗法制度下,父既是宗君又是尊长,君臣之义等于父子。血缘宗族集团与地缘政治相结合,这不能不说是西周政治的一大特点,也造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传统,为后世王朝所继承。后世王朝始终是一个“皇家”的天下,如东汉后期出现的累世公卿,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隋唐的关陇集团、官修氏族谱系,宋代地方宗族的重新构造……宗法制度催生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体系,后世的“忠”与“孝”观念、“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秩序,后世有关祠堂、家谱、义田等反映族权、父权与夫权的内容,也无一不与西周宗法制度的“历史遗产”相关。

 

与分封制、宗法制互为表里,周人对原有的事神祈福的原始宗教仪式进行改造,将之设计为以政治秩序为主体的一整套礼乐制度,作为维护王朝政治的行为规范与伦理原则,并将其延展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各种礼的举行,周人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确立和维护。乐通常是配礼而行,其作用则在于协调上下、体现和谐,周礼的核心,是强调不同等级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分别,以达成稳定且有差别的社会秩序。周代的礼乐传统,成为古代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秩序原则和有效治理形式,为后世历代王朝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模板,孔子所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正是对周代礼乐制度之盛状的有力概括。西周礼乐传统,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所继承,对后世古代政治思想演化,产生了持续且深远的影响。

 

执政的资源是“天命”+“德政”

 

天命观,是周人有关天下秩序构建的核心观念。据《尚书》等文献所载,周人以“小邦周”战胜“大邑商”后,对夏商以来的天命观进行了改制,提出了“天命棐常,有德者居之”的天命改易理论,以便更好地阐释周人代商取得天下统治的政治合法性。

 

周人的“天命”说,首先强调上帝有命(天命),是统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夏、商之所以能有“天下”,乃是因为得到了上天的眷命。周之代殷,同样是是“天命”所赐,“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尚书•君奭》)。商灭夏、周灭商,都不过是“惟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替天行道罢了。既然上天意志发生了改变,天命的转移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周人能够以偏于一隅的“小邦周”战胜强大的“大邑商”,由此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周人对“天命说”的最重要的改造,乃在于明确提出了“天命”与德政的内在关联。周人认为,商人之所以“陨命”,是因为商人沉湎于饮酒,以及商王对下民疾苦缺乏关心的残暴统治所致的“失德”行为所致。而周之所以“受命”,也是文王、武王能行“敬天、明德、乂(爱)民”的缘故。周人强调,天命的转移并非不可把握,上天实际上是以“德”的要求来检验下界统治者,想要长久地保有天命,就必须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吸取前代和祖先执政的经验教训,时刻敬天、明德、保民。因为民心、民意既是统治者德行影响的结果,也是上天意旨的风向标。于是,我们在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中,看到了大量强调德行、敬天的语句,诸如“畏天畏(命)”、“克明俊德”、“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等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些观念,在后世王朝又被反复申明,构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传统和国家合法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人对“天命”观与“德政”说内在关联性的解读,在继承夏商以来天命理念的基础上,有效化解了商代统治者过份注重祖先与鬼神关系的神学迷思,强调现实政治的重要性,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王朝统治合法性与政治行为的内在矛盾,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变革,成为后世统治者强调仁政理念的重要历史来源,也对中国王朝政治的实践理性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持续讨论的主题:道与天命,德行,秩序……都能够从西周的文化中找到它们最初的雏形。

 

通过以上对西周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的回顾,我们看到,西周政治实践中的所采取的一系列创造性制度转化措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化解了大地域国家治理的若干难题,有效促进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内在演化机理,不仅对当时政治而且对后世历史,均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与文化意蕴。西周时期的政治实践,也给后人留下了异常丰厚且影响深远的基本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模式构建的重要源泉,深刻影响并持续塑造了后世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基本内核。


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速记稿整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栏目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周寅杰

题图来源:网络